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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5/6/1 17:50:00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这话,蕴涵的情致浓得化不开,表述却纯朴到极致,也温美到极致,让人的心融化成水,让人的灵魂有了疼痛。

话说,五代十国时期一位多情的国王,因怀念回娘家省亲的王后而写出这可以把烽火金戈山河分裂的背景声音全面消弭的绵密情语。五代十国时期绝对是个乱局,城头王旗变幻,山河烽火连天。按常理说,在这样的时候,文化集体失声,温情注定瓦解。然而,历史的人文气象打破了这个常理,我们可以听到“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俏皮低语,可以听到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深宛歌吟,也可以听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纯真呼唤。

文化的力量未必强悍,但一定久远,文化的声音未必铿锵,但一定绵长。文化注定在时间的刀镰下,可以收获,却不会断绝。

二十年前的那个初秋的黄昏,在登上驰往山城的火车的瞬间,我将久远地将故园背上了行囊,也将在此生用生命的足迹填写关于怀想乡关的长短句。

大丈夫志在四方,伟人说,埋骨何须桑梓地,这当然无比旷达和豪迈。然而,在人类的种种情感体验中,思乡无疑绵长而且坚韧,在人们绵延的文化基因中,故园永远是“明月夜、花间酒,杨柳岸,陌上花”种种述说背后不曾褪色的背景。

读书人于斯则沉迷得太深,牵连过甚。于我而言说到底是个素衣潇潇的读书人。

当初,那色调低垂的黄昏,那绿柳如烟的车站,那奔驰而去的火车,那黯然销魂的回望,流光暗换,斑斑驳驳个中滋味从眉头直下心头,成了许多年后依然低吟于梦中的诗,成了许多个黎明依然晶莹于枕上的歌。

李商隐说: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就形同那个生命里唯一的黄昏,就仿佛那次少年时无言的远行。

家园,是中国读书人的绵韧情结,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母题。

儒家经典《大学》中标书千载的“修齐治平”,在地域文明曙光初现、民族文化锋芒发轫之际,便将家园理念牢牢地植根于历史的源头、岁月的原野,并从而催生出后世日益蓬勃丰硕的人文景观与精神气象。

有国,便有了文化的源头和精神的根脉;有家,便有了灵魂的皈依和情感的流向。这种特质,普天之下,率土之滨,概莫能外。

吉普赛人星落四方,成了茫茫人海中的一颗颗相忘于江湖的水珠,因为家国观念已在颠沛流离中彻底泯灭,虽则陌上花开,青山隐隐绿水迢迢,却无处可以捕捉家园的讯息;而散布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月明之夜,潮涨之际,始终把执着的目光投向耶路撒冷。那时节一个民族的情感形成集体歌吟,回归的泪光化作彻夜星斗,因为家园的观念与民族的基因铸成了永不消磨的圣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身在各地,而灵魂已经集结于耶路撒冷。

多年前,曾经有一首很火的歌,叫做《我的大中国》,歌词质直如同唠家常,曲调活泼可以为老年人扭秧歌做伴奏,其中有词曰:我们的大中国,好大的一个家。家国一体,是中华文明最根本的源流表述。齐家方可治国,有国才能有家。所以,有一个成语——国破家亡。

国破山河犹在,然而家却与国同呼吸共命运,兴亡成一体了。杜甫在经历安史之乱喜闻官兵收复剑南,既看到了复国的火影,也收到了归家的讯息。于是三杯浊酒之后,喜且狂地吟咏: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文穷而后工,磨难成就诗人。幽幽草堂,凄凄草树。寂寞关城,浩浩江水。这一切,对于一个具有敏感而且高岸的灵魂的诗人来说,只有事涉家园、心系兴亡,所有的磨难与砥砺才能够激出耀眼的精神火花,挥毫而就气韵清健的华章。个人荣辱在家国兴亡面前,业如草芥尔。

于一个人而言,最大的苦难,其实是丢失了回家的路径,家国从此成为梦里的一声哭泣,陌上花开便更标注出苦难的力量;最大的锻炼,其实是寻找报国的道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此成为昼夜坚守的恒久信念,山河形胜便更能激发砥砺的雄文。

成都杜甫草堂已经成为文化的符号,然而杜甫心中的故园只是出生的地方,留给千秋万代遗则后世众生的地方其实与杜甫的本心并没有关系。

而他的本心是能在家园陌上花开之时冷然落于玉庵之中,成为千百年家国情思最真实而鲜活的标本。

阔别家国的南唐后主李煜在江南风物依稀入梦之际,说: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那个时候惊才绝艳的李后主其实生不如死。没有灵魂的活着,是死之死。

经过短暂的庆历新政,范仲淹遭受了空前的打击,这个在与西夏周旋中被惊呼为胸中有十万甲兵的小范老子终于意识到济世牧民的理念实行起来实在不易。与沙场相比,朝堂之上,他委实难以纵横捭阖、闲庭信步。然而,读书人的风骨与性情还是让他发出了这样声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时,他或正踏着离离芳草,或正泛着一叶方舟,远寄江湖之内,藏迹风云之外。

家国之忧,社稷之思,始终是解读历史人物的深层密码,是判定历史铁案的铁卷丹书。所以,苏武牧羊成就了忠贞可昭日月的神话,而文姬归汉也演绎成刚烈可泣鬼神的传奇。

祖国,于是成为最神圣炽热的词语;爱国,于是成为最崇高浩然的情怀。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中也极为激昂地下了一个宏大的定义:侠之大者,为国为名。这无疑是对中华精神血脉的精准把捏,对传统侠文化的理性厘定。

大约是在年纪还很小的时候,有一部国产电影叫作《海外赤子》,悲欢离合的故事讲述始终笼盖在归国的崇高情感体验中,并唱响了“我爱中国”的极致的声音。

古人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归根结底,人是国家的基石。秦吞六国后,关于故国的声音中,有极为激烈横绝的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简直是夺造化之功、洞幽明之见的谶言。后来荡平大秦帝国一把火把祖龙嬴政的千秋基业付之风烟的的确是楚国世臣之子——项藉。

远离故国,无疑是世上极为痛苦的事情。梦回故国,无疑是人生至为殷切的祈盼。所以,与苏武于大漠上相会的李陵才会终生与痛苦相伴,悔恨成为这个神勇将军祭奠后半生的唯一仪式。所以,昭君出塞在一双柔肩上移时担起较大汉王朝的兴衰之际,也背负上绵绵无绝期的故国之思与家园之愁。从此,大漠黄沙埋葬生命的同时也封存了千百世的汉宫秋月,寂寞飞鸿在泣血,悲唳中也惊醒了撩拨乡愁的塞外琵琶。

路在天涯,天涯有芳草。绵绵不绝、碧波粘天的不仅是芳草,也是不可收拾的故国之思,也是恣肆疯长的万里乡愁。

我经常会想起这样的表述:故园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人走出多远,乡愁就有多远。

读书人的家国之愁会外化成笔头上噙着泪珠的诗行。而一些号称枭雄的人会把社稷之思物化为刀尖上淌着血水的权谋。在这个领域中,晋重耳当之无愧力执牛耳。重耳走国,是史书上和民间中耳熟能详的英雄传奇。离别是为了重逢,远走是为了回归。当然这里必不可少的是等待寒冬过去的耐性,是把握命运走向的霸力,是刚强不可夺其志,苦难不能磨其性的铁血心胸。紫陌红尘中的芸芸众生,似如此能有几例?

当重耳就国之时,我猜想一定是个春天,然而依然有薄冰如刃般锋利,依然有残雪如骨般惨厉。

王城之外,阡陌萧疏,还未有萋萋浅草,还未有星星淡花。这座王城,这个春天,迎来了归来的王者。不久之后,旌旗卷云、战车滚雷中支撑起了主春秋霸一代。

在表达家国情思上,书生与英雄有着天壤之别。书生把家国留在梦里,而诉诸于笔端;英雄则把家国捏在掌中,而成就于刀锋。于是我们不经意地听到了亡国后主李煜的另一番哀叹: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陌上花开,三千里山河。有些时候的离去,未必赢得归来。

陌上花开,应是春风剪开了冰封雪藏的情思,如同天际漫起的云影;应是燕字题写出了云间水上的呼唤,如同原野萌动的草色。绵绵无尽,渐远渐生渐无穷。

春风剪出来的情思,只是一个字——归;燕字题写出来的呼唤,也是一个字——归。锦城虽云乐,莫如早归去。曾经有诗人在岁月的彼岸借用蜀后主刘禅乐不思蜀的典故以谏来者。这样的诗人其实不理解看似昏庸荒唐实则通透绝顶的刘禅的机心的。诗人通常敏感却失之于天真,聪明却不见得精明。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种功夫,这样本领,无论是不屑于此,还是不敏于斯,诗人永远做不到。

然而,过于精明就会有可厌之时,本于天真则易生可爱之处。如刘禅般为了保全性命而重施其父刘备韬光养晦的老伎俩,彻底将家园情思放逐于生命之外,其实是有些可憎了。

天真的诗人似乎永不改潇潇布衣中皈依灵魄的本真,所以葬送家园和血脉而获得的安乐,于他们而言不啻于生命不可承受之恸。

藏身于灯火楼台之中的刘禅无疑是预料不到在他身与名俱灭后有一位诗人做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选择,从而在人格操守上与他形成了巨大的对比。这个诗人姓陶名潜,而我们更熟悉他的字渊明,也极为了解他的五柳先生的名号之后的清刚劲健与豁如洒脱。

不为五斗米折腰,曾经做过彭泽令的渊明先生大笔一挥,留下了一篇《归去来兮辞》,便两袖清风一袭布衣踏上了归去的西风古道。

陌上花开,这四个字其实共同成就了一个字——归。渊明先生的挂印归去来兮,说穿了便是中国读书人生命中三种路径选择——仕进、贬谪与归隐之中的归隐了。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存。被鲁迅先生欣然誉为金刚怒目的五柳先生放下了修齐治平的崇高理想,放弃了济世救民的曾经夙愿,也放置了紫陌红尘中的如云富贵,绝无留恋、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由自在地归隐林下。自此儒家所讨论的出世与入世之辩在他的心中不留一丝尘迹。

入世是走出去,出世是归回来。走出去时黄尘古道,骏马绝尘;归回来处,流水人家,陌上花开。

生命轮回,岁月流转,终点也即是起点。做到如此,需要的不仅是澹泊的胸襟,更是劲健的风骨。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大隐无疑是从容和圆熟,中隐一定是现实和冷静,而小隐绝对是彻底和清迈。隐于朝者,隐其心藏其性,而不夺其功名,比如说嬉笑怒骂于朝堂的东方朔;隐于市者,敛其行埋其名,而不弃其货利,比如说泛舟五湖成天下巨贾的范蠡;隐于野者,既弃其名,又绝其利,然而独全其心养其性,陶渊明应是代表性人物。

归隐与隐士并非可以完全实等而视之。归隐是经过太多身世浮沉和心灵打磨而做出的自主选择,已经彻彻底底剥除掉了功利的枷锁和声名的束缚,最终归于田园、山村、萃泽、江湖,隐姓埋名、笑傲风月,再不会纠结于出世与入世的向左走和向右走。布衣葛巾从此不再沾染半分功利,冰心月魄永远不再牵挂一点荣辱。而隐士则存有玄奥或者机心,或许是等待明主的三顾,或许是希图待价而沽,或许是搭建终南捷径,其实用仙风道骨的面子隐藏着扶摇直上的里子,以微歌梁父吟的澹泊兑换高唱大风歌的热衷。

归隐于田园者,未必就是隐士;名山高卧的隐士,也未必就是归隐。隐士有些时候,或者博名望,或者积人脉,或者获巨利。摧破光风雾月的表演,就看到了污泥浊水的嘴脸。

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武侯在先主三顾茅庐风云际会即将出山之时,曾对僮子说,好生侍弄家园,待天下太平将复归隆中。然而这一愿望于他而言太过于奢侈,就烽火三国而言太过于无奈。他只能在《诫子书》中将这一层了却生前事,归隐于林下的况味娓娓道来。这话仔细品啧,其实是有极深的寂寞和不着痕迹却无处不在的惆怅。

孔明先生虽有归来之心,却无太平之时,况且他又是个济世思想极为强烈的人,达则兼济天下的声音自始至终在他生命中回响。从隆中到荆州,自成都至祁山,直到那个大星陨落的秋风五丈原上。

从这一点上看,孔明先生的理想的强度与韧度、坚持的力度与热度、情怀的温度与厚度是远远超过五柳先生的。然而五柳先生在性灵的高度、襟怀的广度、灵魂的纯度上,要远远胜于诸葛武侯。所以,他们的终极命运大相径庭,一个是坚守在虎帐连云,秋风五丈原上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悲剧英雄;一个是行走在陌上花开、南山东篱下具有自由灵魂的洒脱诗人。

五柳先生手扶门前的垂柳,悠然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那一刻,读书人的选择从此变得泾渭分明,去与归的道路上都有匆匆的行色。

家国是灵魂之根,情感之源。从未曾因岁月的流光掠影匆促变幻而变易,这无疑需要归功于文化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人,需要文化的力量予以提升,需要精神的力量予以锻造。是以,在物质的家园之外,应该还有精神的家园、文化的家国。

寻找并复归文化家国,皈依并坚守精神家园,在哪一个时代都异常重要。没有文化的家国,丧失精神的家园,世界将永是荒原,生命将永是寂灭。

庄子在寻求着回归道修,通俗些说便是道法自然,回归本性,天人合一。庖丁解牛是道法自然,庄生晓梦迷蝴蝶是回归本性,逍遥游是天人合一。

那个时代,百家争鸣,儒家的积极进取,道家的清静无为,墨家兼爱非攻,法家的势权谋,都自成体系。梳理起来,唯有道家在老庄的俯仰之间、吐纳之际回归了人性、天道,寻求着大声希音、大象无形的浩浩秋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若非回归了朴质的本真,断然无法豪夺天地造化之功。由是可见:回归,是世间至为坚决、彻底、强悍的跨越,因为接近了本真,贴近了本质,靠近了本源。

从自然,无性,灵魂这些方面,东西方文化异流同源,回归本我,皈依精神的述说都不时形成。英国文人毛姆在其著名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与《刀锋》中,无疑借主人公惊世骇俗的举动、跌宕起伏的故事,揭示了人类在这些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所付出的牺牲。

月亮是精神世界的象征,六便士的货币是现实世界的符号。如何选择,其实并不比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的选择更为轻松容易。

陌上花开,是为了等待归来。归来,便走进了心灵,走进了自然,走进了灵魂。

那一年陌上花开,我去过山野,草色如同乡愁,花开如同呼唤,我知道,人生最终还是要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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