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与驴吉普
作者村夫
作者简介
张潮涌（村夫）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6团15连的兵团战士，年返城，在大国营企业当工人、机关干部，后调到《齐齐哈尔日报》作编辑、记者。现已退休。今年69岁，居住地齐齐哈尔市。
我们连队有猪、羊、牛、马四大群，按“六畜兴旺”还差两畜。那时十九岁的我对“发展”这两个字，并无理念，家底完全是农场“二老改”们创下的，接过来就是。
年初的一天，营里分配到我们连一位“一老改”（被批斗监管的原农场领导。因为农场有二劳改就业人员，所以我们戏称这些人为一劳改）老杨，他是“文革”前国家十六级干部，曾任八分场场长。监督改造的理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并随之转来一尺厚的“黑材料”，告知我们要对其高度警惕，定期汇报，择期批斗，因当时劳改农场正向兵团过度，“资本主义”是不能带进“反帝反修前沿阵地”的兵团。
时年将近六旬的老杨，高高廋廋的，一脸慈祥的皱纹，说话轻声细语，并没有“急先锋”的印记。经过文革几年的折腾，我们对谁走什么“道路”已不再热衷，知道罪名都是莫须有的，“解放”是随时的，因此老杨的改造位置被安排在食堂帮厨。这可乐坏了炊事班，他们不愿干的活，全归了老杨。尤其冬季清晨4点多钟，食堂里冻得像冰窖，老杨早早来到食堂，生起火炉，化开水缸，烧暖了屋子，做饭的才来，他们再不用排班起早了。
老杨知道自己的身份，很少说话，只闷头干活。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我会做豆腐，能改善一下伙食。”我心中一喜，每天冻土豆、冻白菜、冻萝卜的“三冻一汤”，早已吃不下去了。可我想，哪那么容易，你自己鼓捣去吧。
谁想没几天，老杨真从别的营拉来了一盘废弃的石磨，然后叫烘炉打了几把铁钎，自己叮叮当当地铲起磨来。他卷着又粗又长的大“烟炮”对我说：“这活，我是抗战时在沂蒙山游击队里学的······”
又过了几天，几盘白白的、嫩嫩的、颤巍巍的豆腐做出来了。好几年没吃到豆腐啦，几乎全连都来看。那是老杨自己推着石磨，在昏暗的食堂里整整走了一夜，才经过磨、灌、点、压等工序做成的。大约三盘新豆腐，全连一顿吃光。老杨卷着烟炮，蹲着看大伙尽情地吃。
豆腐給全连带来欢乐，殊不知每个夜晚，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杨要流多少汗水。我曾帮他推过磨，走个几十圈，就会累得气喘虚虚，天旋地转，站都站不稳。这对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每当早晨看到老杨蜡*的脸色，迈着蹒跚的脚步走出食堂时，我的心都会酸楚一番：他应该是革命的功臣啊！却成了我们知青的仆人······
“买头驴呀！”曾是老杨部下的王连长对我说。“我去。”说完，我就与一名老职工出发，几经打听，在阿荣旗车往沟公社的“毛驴屯”，花元买回一头毛驴，牵着它走了三天才回到连队。这是一头母驴，肚里还怀着崽儿，但不耽误拉磨。老杨笑了，不光是驴替了他，还说将来驴要成群啦······
此后老杨脸上的皱纹似乎开了许多，话也多了些，只是那大烟炮卷得更勤了。他没老伴儿，“烟是男人的伴儿”这句话，我是第一个听他说出来的。作为*队转业来的劳改干部，他一个人在北大荒呆了20多年，老伴儿不肯来这冰天雪地，早年与他离了婚，这些年，女人的味儿他早遗忘了，一个人清守孤灯，熬过多少个漫漫长夜。这苦楚我是多年后才领悟的、感动的和难以理解的。
有了驴，老杨不推磨了，豆腐也出得多了。他又教大家生*豆芽，用炉筒子搭烤炉烤烧饼，变着法儿地改花样，知青们都庆幸能摊上这么个“一劳改”来监督。一天晚上，连里一个男知青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疼得他满床打滚，卫生员医院，穿孔可能就没命了。但连队只有链轨拖拉机，到团部20多里路，人还不得死在半道上？正在我们惊慌失措时，忽见老杨急急地牵来毛驴，对我说：“快去推平板车。”然后，见他三下五除二地栓好车绳套，套上驴，把战士抬到平板车上，一扬鞭，那已生完小驴驹儿的母驴，撒开四蹄一溜烟地奔向团部······
战士得救了，阑尾在穿孔前的几分钟被切了下来。也亏得老杨的大智大勇，真没想到平时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犟驴，拉上小车跑得赛吉普车啊。由此，我连有了一台“驴吉普”。这下驴吉普可派上了用场，有急事上团部，非它莫属，车不但小巧实用，关键有速度，尤其在返浆的路上，大车陷得一筹莫展，驴吉普却如履平地，有时邻近的连队有急事也来借用。那个年代，驴吉普在我们知青眼中，就是现在的“宝马”呀！
“驴吉普”能赛吉普，关键是驴。我生怕赶车的知青为了要速度而伤了驴。老杨比我想得早，他对这头驴爱护有加，单独喂细草多加料不算，一有空就给驴梳毛解痒。谁用车，他都两遍三遍地叮嘱：不能跑太快，半道让它多歇几气儿。并与我定了个哑语，不管谁想用车，只要见他摇摇头，我就不批，他怕累坏了这个驴宝贝呀。
三年后，当我从师部建糖厂回来，营部（原三分场）已有十多头大小不一的毛驴在散放。原来，其他几个连队也学着我先后买了毛驴，驴生驴，三年多就成了群，路上总能看到飞奔的驴吉普，真如老杨当年所说啊。
然而，老杨却永远地不在了，我买回的第一头母驴也不在了。
营里的人告诉我：那是春节年三十儿的晚上，知青们大都回家探亲，老杨便与留守的几个知青一起过除夕。几天前，他得知自己即将被“解放”，拟安排在北京附近一个劳改场任场长。也许是高兴，也许是感慨，也许是悲伤，吃完年夜饭，老杨感到胸闷，转而脸色铁青，说不出话来。知青们赶紧套上驴吉普，载上老杨直奔团部。见老杨呼吸急促，一路上，赶车的知青鞭子都打飞了，那头母驴不停地狂奔，汗水顺着蹄子淌成了流儿······
母驴也许通晓人性，它拼尽了最后的力气，以最快的速度医院后，便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再也没起来。医院的病床上，再也没睁开眼睛，团部空放着关于他的一纸调令······
团里把老杨葬在阿伦河旁的高包上，那里躺着数十个劳改干部的荒冢，当年他们的口号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老杨兑现了他当年的承诺，可总有一股悲凉之气在我胸中翻腾，久久难释。
营里的知青们不舍得把这头毛驴当美餐下肚，悄悄地把它埋在了老杨的坟旁······。
返城数年后我回到农场，忆起当年的老杨和驴吉普，便开车去阿伦河祭拜老杨。当年的高包早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绿油油的稻田。问起农场的第二代人，他们一脸茫然：“坟地？老杨？——这儿早就是稻田了。”
我愕然。俄儿，顿悟：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只活在那个年代人的心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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